诗曰：
平生志在治山川，闽粤湘黔不计年；
何惜青春成白发， 喜看水电展新篇。
惊涛骇浪犹萦梦，高峡平湖别有天；
四化征途堪再战，丹心捧向红旗前。
该诗的作者谭靖夷，61岁入党时，激动之下，当夜写下这首《六十一岁入党书怀》诗。时为1982年9月；地点，贵州。
谭靖夷，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水电八局高级顾问，在半个世纪的水电生涯中，参与大中型水电及水利枢纽工程20余座：
流溪河水电站——我国第一座拱坝；
柘溪水电站——我国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100米级单支墩大头坝；
乌江渡水电站——我国在岩溶地区建成的第一座高拱形重力坝；
东江水电站——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高双曲拱坝……
还有五强溪水电站、漫湾水电站、东风水电站、二滩水电站、大朝山水电站乃至长江三峡工程。他被誉为“从江河里走来的院士”。
父望儿报效祖国
1921年，谭靖夷出生在湖南省衡阳的一个小村。父亲给他起名靖夷，充满爱国之情。靖夷一词，取自《诗经·大雅》：实靖夷我邦。1911年，日本提出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日本占我山东，全国一片反日爱国呼声。“当时取这样的名字，主要是针对日本占我山河，21条，21年，数字相同。父亲希望我将来能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效劳。”80年后，即2001年6月，记者在电话中询问他名字来历时，他这样说。
1938年，谭靖夷考入湖南省立第一高级中学。1941年，他因成绩优异被保送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大学时，他读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建设三峡电站宏论。那时，国内如潮涌的兴修大三峡电站的宣传，使他深受鼓舞。大学毕业，大多数同学选择了铁路工程，他却选择了水电事业。他恳请系主任写了介绍信，风尘仆仆来到了当时在四川长寿县龙溪河的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报到。
终无悔不居京城
1954年秋天。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王鲁南院长，福建古田溪工程处党委书记梁东初，为青年工程技术人员谭靖夷去留问题产生分歧。
全国解放不久，为了国防需要，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叶飞建议：“把古田溪一级水电站建成打不烂的工程”，将原来设计古田溪地面厂房改为地下厂房。当时，承担设计任务的北京设计院人员不足，水电总局决定从古田溪工程处抽调60余名技术人员进京。一年后，首期设计任务圆满完成。为加强北京设计院力量，总局决定这60余人全部留下。听到消息，梁书记匆匆赶到北京，对王院长说：“别人都可以留下，但谭靖夷得回古田，不然就任我从北京院挑选三位工程师。”双方意见难一，最后决定，让谭靖夷自己选择。夜深了，谭靖夷久久难以入眠。走？留？留北京条件远胜工地。最终谭靖夷决定回古田溪。
古田溪牛刀小试
1949年8月，福建解放。福州市缺水、缺电，工厂瘫痪。仅有几座小火电厂，远远不够用。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将古田溪定为重点工程，军管会专门调拨200万斤粮食筹建装机6万千瓦的古田溪水电工程。看着一车车的粮食运到古田，谭靖夷的眼睛湿润了。水电资源蕴藏量雄居世界之首，水利开发有着几年历史的中华，却因贫穷和封闭而使宝贵的水能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
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在谭靖夷胸中涌动，他决心以古田溪为起点，为中国的水电事业奋斗终生。
建设古田溪工程，必须先建一座小水电站供电。谭靖夷担任了这座小电站的主要设计任务，尽管这个电站坝高仅6米，引水水头20米，装机400千瓦，然而这是他的第一件作品，1951年当工程建成、电灯亮起来时，谭靖夷久久不能平静。
1952年，古田溪水电站主体工程开工，引水隧洞刚开挖就遇到了拦路虎——硬似钢铁的流纹岩，工程进展缓慢。从国外开挖专著上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年轻的谭靖夷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寻找解决办法。每次钻孔爆破后，他们都钻进隧洞实测钻孔爆破具体数据，晚上又和工人师傅聚在一起研究，不断修改钻孔和爆破方案。仅仅用了3个月，隧洞单头开挖进尺就提高到120米。
流溪河“小题大作”
1956年，古田溪电站发电后，谭靖夷又随施工队伍转战岭南，建设广东流溪河水电站。这时年龄还未满35岁的谭靖夷，被破格提拔为该工程的总工程师。流溪河电站，混凝土拱坝高78米。拱坝主要靠结构受力保证大坝的安全和稳定，必须解决混凝土温度控制和防止裂缝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当时我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谭靖夷参考国外工程，制订出坑道取砂石料、混凝土加冰拌和，坝内堤管冷却和优化混凝土配方等一系列温控措施。但工程缺乏需要的冷却用的镀锌管。谭靖夷以工程局名义给广东省委写报告要求解决。省委书记陶铸亲自批准，从香港购进了急需的管材。流溪河电站引水隧洞原设计全部用混凝土衬砌，谭靖夷和技术人员经过试验，在我国率先采用光面爆破技术并创造隧洞单头月成洞158米的好成绩，隧洞洞壁平整，平均超挖仅15厘米，约40％洞段取消了混凝土衬砌。
在流溪河工程中，谭靖夷十分重视质量。规定拱坝模板安装误差不得超过5毫米。有一次，因模板在浇筑过程中变形，出现几个平方米的蜂窝，工区的主要负责人为此在职工大会上作了检讨。有人认为是小题大作。谭靖夷认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工程质量来不得半点马虎。他授予工程质检人员：质量可能出现问题时，可现场下达暂时停工令。 严格的制度，树立了质量意识，整个工程建设中被暂时停工只发生过一次。
流溪河工程从1956年7月开工到正式发电，将近两年，投资节省约10％，这是当时我国水电建设中的先进水平。而且施工质量优良，拱坝混凝土密实，建成后运行40多年至今无渗漏。有一次，几位曾参加过东北小丰满电站建设的日本专家到流溪河参观，他们根据小丰满的经验，估计坝内基础廊道会渗漏积水，进廊道前换上了高筒雨鞋。可到了廊道里，发现整个廊道内十分干燥，到处寻找，只找到两个灌浆孔口稍有湿印，个个竖起大拇指：“中国人创造了奇迹！”30年后，谭靖夷重访流溪河，穿着布鞋走进坝内灌浆廊道，仍然干燥如初。对此，他十分欣慰。
柘溪坝土洋结合
1958年2月，当时正在专心研究广东新丰江水电站施工技术方案的谭靖夷奉命赶到北京，水电总局李锐局长对他说：“柘溪水电站施工困难较多，你去那里，将来还要参加建设更大的水电站。”
组织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谭靖夷将工作安排好，于3月初动身去湖南。当时，从长沙通往柘溪水电工地所在的安化县城只有一条简易的山区公路。谭靖夷乘车一路颠簸到天黑赶到县城，第二天又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步行15公里才到达坝址。资水是当时到坝址区的唯一物资运输通道；大量施工人员进场后只能借住民房或搭帐篷；附近没有电源，必须自建柴油或火力发电厂。按正常的施工程序，这样大的工程至少应有一年左右的施工准备期，但由于发电工期紧张，必须边设计，边施工。设备屈指可数：两台0.5立方米的挖掘机、30辆解放牌自卸车、五台小型推土机。全部家当就这么多。在这样条件下用这样的设备建设这一坝高104米，装机44.75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技术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已被任命为工程局副总工程师的谭靖夷，不畏艰难，迎接挑战。为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他说：“我们不做图纸的奴隶，要当工程的主人。”这一口号在万人会战的工地上迅速变为实际行动。为争取工期，谭靖夷与设计单位共商，采用明渠与隧洞相结合的施工导流方案，并和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不断推进工程建设快速进行；另一方面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抵制住大跃进刮起的“浮夸风”，确保工程质量。
在那个年代先后上马的大型水电工程全国有10多个，但大部分都下马停建或缓建了，唯有柘溪等极少数水电工程不仅没有下马，而且以较短工期投产。它是我国水电建设史上投资省、工期短的大型水电站之一，每千瓦投资仅469元，发电工期三年半，位于全国最低之列。
处逆境以国为先
1966年至1968年，谭靖夷担任湖南省水电建设公司总工程师，同时负责柘溪水电站尾工、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桃江梓良岩水库、大圳灌区、江华东方红水库的技术领导工作。虽然工地远离城市，但终究不是世外桃源。谭靖夷不顾亲友、同事的劝阻，仍然坚持到各个工地指导工作。1968年2月，他冒着大雪去了欧阳海灌区工地，发现上游土石过水围堰因施工安排不当，堰脚无法保护，汛期有被冲毁的危险。这时他已失去技术领导权。他以个人身份说服工地技术负责人在围堰与大坝基坑之间另筑一道混凝土挡水墙。这一年汛期到来，上游围堰果然被毁，但因有了第二道防线，工程未受影响。他还在现场发现拱坝左岸一条断层影响拱座的稳定，说服设计人员修改了设计，扩大了拱座开挖线，消除了工程隐患。当年5月，欧阳海灌区的一条渡槽在充水试验后出现了严重的裂缝。谭靖夷又与设计人员一起研究，指出钢筋布置设计有错误，并和工人师傅一起商定了处理裂缝的措施。问题解决了，造反派却把他五花大绑，押到欧阳海坝区游街。
1969年，谭靖夷到了乌江渡，下放在木工班劳动。由于家庭出身，常常被当作批判对象。1972年3月，乌江渡上游围堰面临不能安全度汛危机，两次水下填石注浆都失败了，800吨水泥随水而去，从外地请来专家也未能解决漏水问题。一位领导提出把还在木工班劳动的谭靖夷调到围堰现场，名义上当一位工程师的助手，实际上是要他解决漏水问题。谭靖夷毫不计较。经过周密思考，他提出,一方面抓紧在水上抛填粘土止漏，另一方面抢浇围堰下游侧加固拱，终于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水下填石灌浆，使围堰转危为安。
1972年春天，军代表提出：“浇不浇混凝土是执行不执行革命路线问题。”在乌江渡浇筑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浇了3000多立方米有严重质量缺陷的混凝土。时隔一年，工地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3000立方米混凝土的处理问题。多数人主张保留，有人主张炸掉，主持会议的领导有些犹疑。刚刚恢复工作的谭靖夷冒着政治压力，提出：“乌江渡水电站是中国在喀斯特地区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坝址区地质条件复杂，保留3000立方米不合格的混凝土虽不致于使大坝垮掉，但将降低大坝的安全度和使用寿命。必须坚决炸掉，从头开始。”
一些要好的同事事后对他说：“别这样认真，万一发现被炸的混凝土质量问题并不严重，你如何作出交待，后果会多严重呀！”谭靖夷回答：“个人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将该炸的混凝土不炸掉，是对人民的犯罪呀！”后来这些不合格的混凝土被清除，还将下面半风化的岩石继续向下开挖了几米，确保了质量。谭靖夷几十年水电生涯，处理了20多起有重大风险的技术问题，关键时刻他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攻难关硕果累累
乌江渡水电站建在一个“V”形峡谷中，坝高165米，是我国在岩溶地区建设的第一座高拱形重力坝，总库容约21亿立方米，装机63万千瓦。坝址区岩溶发育，溶洞总体积达8万立方米，断层500多条，甚至在河床以下200米深处还有大型溶洞。这类地质条件当时曾被国内外视为水电开发的禁区。特别是施工中又发现两岩页岩隔水层都被断层错开，更增加了防渗工程的难度。水库能否蓄住水，大坝是否稳定，洪水能否安全下泄，从水电总局到水电部最担心就是这三大问题。因此，水电部曾为此专题报告国务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批示：工程继续兴建，但要放慢施工进度，进行补充勘探，同时作必要的施工准备工程。
为攻克岩溶夹泥地层高压灌浆的技术难关，谭靖夷与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分两个队伍，进行了历时长达40个月的试验和严格的检测，终于首创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压灌浆工艺。
现场检测与室内试验证实，这种工艺使岩溶夹泥在高压水泥浆体多次反复作用下被挤压密实，并被水泥浆体分割包围，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性状，成为能承受高水头的可靠防渗体。而且施工简便，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乌江渡大坝防渗帷幕线总长1175米，防渗面积18.9万平方米，采用上述高压灌浆工艺取得的防渗效果十分显著，水库自开始蓄水运行至今已超过20年，两岸及河床坝基总渗水量始终保持在40立方米/天以内，幕后扬压力系数仅为0.1，为国内外所罕见。
多项技术革新不仅提高了工程质量，还节省了投资。施工高峰期，乌江渡混凝土成本每立方米只有38元，高压帷幕灌浆每米成本不到100元，这在我国当时大坝工程中是最低的。水电领导部门曾认为这样低的成本难以置信。先后两次派人到工地审核，才予以确认。由于工程造价降低，乌江渡水电站发电8年后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谭靖夷和他的同事们在乌江渡工程建设中大显身手，他们取得了600多项大小科技成果，其中重大成果20多项。1984年乌江渡工程获得了国家银质奖。1985年，他作为《在岩溶峡谷地区建设乌江渡水电站》的项目负责人，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然而，乌江渡工程的重大意义还远不在此。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功经验和技术为在岩溶地区建设高坝开辟了道路。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岩溶地层修建的湖北隔河岩、贵州东风、辽宁观音阁，云南五里冲等水库，采用了乌江渡的高压灌浆技术，均获得了成功。在非岩溶地区，这项技术也被广泛采用。又如人工砂石骨料的生产技术，先后在大化、岩滩、隔河岩、漫湾、东风、五强溪、长江三峡工程等一批大型水电工程广泛采用。
伏枥骥好事成双
1982年9月3日，是谭靖夷一生最难忘的日子。饱经坎坷，已是两鬓花白的谭靖夷实现了30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他庄严地举起右手时，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没有党，没有国家，没有祖国的水电事业，就没有我谭靖夷的一切，激动不已的谭靖夷在入党宣誓后的当晚，奋笔写下了《六十一岁入党书怀》一诗。他为自己成为党的一员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去再写水电开发的新篇章。
1997年岁末，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给谭靖夷寄来了一封有他签名的信，祝贺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现在仍在水电施工系统工作的高级技术人员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这是对他半个世纪水电生涯以及他的贡献、成就的肯定。 谭靖夷却说，“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1989年，谭靖夷从水电八局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心系水电事业。他现在是水电八局的高级技术顾问，三峡工程专题论证和设计审查以及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专家，黄河小浪底工程建设技术委员会委员；他仍然继续参与一些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咨询工作。
今天的谭靖夷，已是年过80高龄的老者。他天天坚持锻炼身体，他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我要继续为国家做贡献，继续用劳动和汗水为祖国添砖加瓦。”
